Cry CU 有關中大國際化討論

星期六, 4月 30, 2005

大學國際化

時代.萬象
D05 明報 黃英琦
2005-04-30



香港心事




與大學生對話的經驗,是很少有真正的對話。有的只是我單向的解說,學生很少發問,也絕少願意表達意見。

兩天前,應教授朋友之邀,與港大學生談西九龍、談文化政策。我花了大半小時「講書」,之後,循例問問:同學有問題嗎?

出乎意料之外,有三位同學馬上舉手。聽他們一口流利的美國英語,我恍然大悟,噢,原來他們是交流生,不是受填鴨式教育長大的香港學生。交流生的表達能力強,對議題有興趣,有一位來自紐約的,更即時以紐約的文化情與香港面對的問題作比較。我的興致也高起來,樂意為他們作出更多的分析。

本地生不發問,上課都是靜靜的坐在後排,是害羞?是英語表達能力不濟?可是,入讀港大的英文不能差。我想,不發問,是源自不習慣思考,多於是語文的問題。

與在大學任教的朋友談起,證實了這想法。更有趣的是,交流生也對本地生有類似的「投訴」:他們永遠沒有立場,就算有,也只會放在心中。

交流生愛思考,求知慾強。本地生較功利,在選科讀書等事宜上都「算得很盡」,要用最少的成本和時間,達到最大的效益。本地學生甚至會批評教授:你要我們看這本書,可是到頭來原來是不考的,我看了,豈不是浪費時間?

交流生與本地生在同一校園上課,能否相互影響?按教授朋友的觀察,本地生確實有被「刺激」的現象,有些人的學習態度和思維已有一點點的轉變。

聽後很感動。坐在井底的人常說,大學國際化是搶本地生的學額。我會說,請大學堅持和繼續國際化,讓我們的大

學生的功利心態,有更徹底的改變。

星期二, 4月 19, 2005

中文水平與人格報格

大公評論
A18 大公報 可嚴
2005-04-19



指點香江




香港部分中文傳媒語文水平每下愈況,已是社會共識。此種現象與教育界語文水平的惡性循環有關。雖有大批擁有高級學位的學者進入新聞教育領域,然而,從「學徒式」教學轉型為「理論型」教學的過程中,如何提升中文寫作水平依然是最為薄弱的環節。

署理特首曾蔭權日前表示,不論對於傳媒或社會,努力提高語文水平非常重要,香港國際化愈深,提高中英文溝通能力的重要性愈高。在重英輕中的社會環境中,但願曾特首提到中文的重要性,不僅僅是身處中文報業公會場合中的寒暄之詞。

新聞教育重要環節

香港部分中文傳媒語文水平每下愈況,已是社會共識。此種現象與教育界語文水平的惡性循環有關。例如,在重視實踐操作經驗的「學徒式」訓練時代,年資長些的編採人員被請上講台而不管其中文水平如何,不少學生本身又因中小學語文教育弊病而寫作能力低下,一差再差。這些學生依然畢業,依然投入新聞界。後果是,他們在為繁榮香港新聞事業作出貢獻的同時,令中文報紙的語文問題愈積愈深。後來,雖有大批擁有高級學位的學者進入新聞教育領域,然而,從「學徒式」教學轉型為「理論型」教學的過程中,如何提升中文寫作水平依然是最為薄弱的環節。問題何在?參考美國情況,或許有所啟發。資料顯示,在美國,大學的新聞教育只有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時間用於新聞專業,另外的時間則用來進行跨學科學習,諸如藝術、政治、經濟、心理、法律或社會學,這或許就是今天香港爭論中的通識教育。美國大學中最優秀的新聞學教授,除了必備的博士學位,還需二十年以上的大型新聞機構工作經驗,並且拿過普立茲獎。最後這一點,涉及的正是新聞師資的語文寫作水平,正是學生可以「近朱者赤」地提升寫作水平的條件。

不過,如果在中小學階段未能打下良好的寫作基礎,大學階段才進行後天補救訓練,則是事倍功半,吃力不討好。目前香港新聞院校的部分情況正是如此。

除了教育環節的問題外,新聞從業員本身對自身寫作能力的自知之明,以及相關機構對寫作水平要求的程度,亦是重要環節。這一點,特區政府應該以身作則,因為,政府的公開文件,遣詞用字的錯誤,輕則貽笑大方,重則導致嚴重的政治後果。例如,「我接受你解釋無意逃避稅務責任,以及有關錯誤是因疏忽而造成」,其中語文邏輯錯誤充其量只成為笑話。但是,在社會情緒極不穩定極不利於政府的情況下,當時的財政司長梁錦松涉嫌買車避稅而請辭的行為,竟被稱讚為「你這樣做是高尚情操的表現」。信件執筆者為什麼不用較為低調的「負責任的」,偏偏用上「高尚情操的」這個讚美人格的最高級形容詞呢?一個對詞性把握不準的語文錯誤,卻為當時反對派醞釀中的遊行之火加上了一滴油。這是失敗的政治公關語言的典型案例。

以身作則政府有責

語文邏輯錯誤造成的語焉不詳現象,對香港中文傳媒來說,並非絕無僅有。例如:「繼續中美洲訪問行程的曾慶紅副主席,昨日出席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個晚宴時,特地邀請本港傳媒一同座談。」一般的晚宴充其量只能同席閒談,難道在晚宴中曾慶紅特地與本地記者團同桌?或者,座談是晚宴前或晚宴後單獨舉行?曾副主席正在出訪途中,這場晚宴究竟是哪方主辦的?或是,副主席專門宴請香港記者團?為此,筆者至少查閱當天七份中文港報,不得其解。最後只能根據各報消息,大致猜想,副主席邀請香港記者出席一個正式晚宴,這個晚宴的出席者似乎包括被訪國的總統,那麼,這應該是一個由中方主辦的晚宴;副主席可能是在晚宴中途,主動抽空走到記者席與記者們談話。因為這則消息僅來自相關香港記者的報道,其他通訊社無相關新聞,因此,晚宴性質只能由讀者自行推理。

數日前,某份銷量大報一則標題「教授八人以上即須註冊」,初看以為任何團體擁有八位以上的教授才必須註冊。看了內文,才知包括幼稚班在內,只要收生八位或以上,就被視為學校,必須註冊。

香港中文傳媒的另一個語文污染源來自個別評論

「名家」。這個層次的問題,主要是作者的思維邏輯與個人修養。例如:「美國的演員從政也能頭頭是道,因為美國的演員,與太空人一樣都要經嚴格訓練的專業。」這個句子問題雖多,但主要是作者以偏概全與比喻不當的邏輯錯誤。美國演員固然好,也不是個個如此,只是大部分或小部分,或個別人士而已。這類推崇歐美的極端思維模式,往往會將作者引入傳播學所稱的「自我盲區」。又如:「殖民地時代,總督雖由英國委派,行政局議員無論做什麼夢,無人敢夢想自己能當港督。無慾無求,心無雜念,……其中道理,又豈是親中派一味跺腳搥胸地怒責『為什麼香港人在英治時期不敢向英國人要這要那』的情緒和意氣所能了解?」殖民時代的議員真是「無慾無求,心無雜念」的完人嗎?最後一句,作者想說的,可能是「其中

道理,又豈是親中派所能了解」,而非「其中道理,又豈是情緒與意氣所能了解」吧。

傳媒語文關乎人格

可見,一旦陷入傳播的「自我盲區」,行文錯誤就不僅是語言邏輯,還可能是諸如此類輕視自身族類的自卑而自大的語文人格問題。上述兩例摘自不同報紙的兩篇評論文章,出自同一位作者,後者更具社論性質。可見,香港部分中文傳媒的語文問題具有普遍性,而且不僅存在於年輕記者之中。

事實上,能否客觀地評價民族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別,能否批判地接受西方文化,亦涉及語文水平的提升問題。當然,這是高層次的語文修養,即新聞報道與評論的深度。被視為開創美國人格新聞學時代的《論壇報》創辦人格里利認為,對於普通的讀者,可以用煽情的方式來吸引、毒害他們,也可以用講道理擺事實的方式來吸引他們,而後者帶來的成功更持久,更輝煌。復興《紐約時報》的奧克斯將報人的人格具體化,要求該報「用一種簡明動人的方式、用文明社會中慎重有禮的語言」報道新聞。歷史上,該報為人稱道的報格之一,就是幾乎沒有人身攻擊文章。

作者為博士,教授

星期六, 4月 16, 2005

配合國際化 港大新宿位 半數留非本地生

港聞
A15 星島日報
2005-04-16








香港大學三幢新學生宿舍將於下學年啟用,提供九百個宿位,為支持大學國際化,新宿舍將預留最多一半宿位給非本地生入住。港大又首次引入中央計分方法分配宿位,並會落實「三年一宿」政策,優先讓一年級學生入住。不過,港大學生會調查指,大部分學生均反對一年級生有優先入宿權,又認為非本地生宿位不應多於兩成。

港大位於薄扶林道的三幢全新學生宿舍

將在下學年入伙,提供額外九百個宿位。港大學生事務處給學生的新宿舍分配辦法諮詢文件指出,為配合大學校園國際化步伐,下學年約有六百名非本地生入讀港大,對宿位的需求大增,故建議預留不多於一半、即約四百五十個宿位予非本地生入住。

營造新宿舍文化

現時港大學生舍堂近三千一百個宿位中,有三成宿位由舍堂學生會自行分配。校方計畫在三幢新宿舍取消這個做法,新增的九百個宿位將全面以中央計分方法分配,並會落實「三年一宿」政策,優先考慮一年級新生申請入宿,同時又建議預留約一百五十個宿位予研究生。

校方希望營造新宿舍文化,故建議由舍監挑選曾入住宿舍的學生在下一學年「回歸」入住,但若宿位不足以容納所有非本地生和一年級生需求,「回歸」學生最多只佔兩成宿位。不過,港大學生會月初以電話訪問了近六百位港大學生,半數受訪的宿生與

非宿生皆認為,非本地生入住宿舍的比例應少於兩成,六成宿生更表明不會申請入住非本地生多於半數的舍堂,原因是擔心過多非本地生對舍堂文化有不良影響,但亦有近一半的非宿生持相反意見。另外,調查又發現逾半的宿生和非宿生皆反對一年級生優先入宿,六成多的宿生更反對推行「三年一宿」制,不過,大部分的非宿生則贊成此制度。

恐舍堂文化蕩然

港大校方與學生將在月底開會,為新宿舍分配宿位建議作最後決定,並最快在五月的大學學務會議通過。學生會會長陳啟業表示,會繼續聽取同學意見和視乎校方處理的態度再作決定。

港大偉倫堂學生會幹事會會長何力行認為,預留五成宿位給非本地生太多,但贊成一年級生有優先權,亦支持在新舍堂試行「三年一宿」制。不過,就反對在現有宿舍推行「三年一宿」,他說:「若學生只可入住宿舍一年,將令現有舍堂文化蕩然無存。

星期四, 4月 14, 2005

中國文化與教學語言兩碼事

星島教育
F01 星島日報
2005-04-14








早前因國際化和教學語言問題跟學生鬧得不愉快的劉遵義,被說成是愧對先賢的中國文化「劊子手」,其實這位別人眼中的「番書仔」,對中國文化自有一套見解。

「中國文化不是會不會寫唐詩、背四書五經,價值觀才是最重要。」劉校長指,中國文化與教學語言根本是兩回事,文化是忠、孝、仁、愛等中國傳統價值觀,應自小耳濡目染的培養,跟做學問無關。

單看劉校長的家學淵源,便不會懷疑他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人所共知,他的外公是國民黨元老兼大書法家于右任(見圖),祖父劉侯武曾任兩廣監察使,在中大的校長室內,兩位長輩的墨寶並列的看顧他。

長輩墨寶掛辦公室

劉校長笑言,自己雖有一個書法家外公,但年少時書法家課的成績,總是徘徊在及格與不及格的邊緣,而且他到了大學畢業後,才開始對中國書畫有興趣,他笑說:「當時外祖父已過身了,如果我早點有興趣,便可問他要多些他寫的字了。」

談到書畫,劉校長便滔滔不絕,更自揭曾「偷運國寶」。他憶述,八○年到北京,在朋友的介紹下,探訪文化大革命時被抄家的畫家王森嚴,王的兒子向他出售一把扇,一邊是國畫大師張大千的畫作,另一邊則是著名書法家葉恭綽的書法,只售四百元人民幣:「我口袋剛有四百元,於是便給了他,陪同的人問我誰是張大千,我只說是某畫家,沒有向他說清楚,這件作品才能出境。若是今天,說這是張大千的作品,便不能出境了。」

偶然購得張大千畫

劉遵義說,他回台灣後帶扇子拜會張大千,才知畫是張大千於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前在蘇州網絲園所作,人畫早已失散,當日「重逢」便惹起大師「恍然如隔世事矣」之歎,而張大千更高興得即席揮毫,在扇上提字答謝劉遵義。

不說不知,劉遵義的外公于右任是復旦大學的創辦人之一,他表示,適逢今年復旦大學百周年之慶,他將把外公的二十多幅書畫長留在該校展覽,但中大將在七月八日先舉行預展,港人有機會先睹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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