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y CU 有關中大國際化討論

星期二, 3月 0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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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P25 信報財經新聞 2005-02-22

大學國際化文化環境最重要   

跨國商業活動是全球化的一個重要表徵。而在國際性的商業活動中,英語是主要的溝通語言,可說是不同國籍人士的共識。挾全球化大潮和商界中的超然地位,英語優勢並不因冒起中的中國而稍緩。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學商學院不少課程都是全英語授課和討論,強調學生國際化的研究院課程自不用說,就是本科生課程,能熟練掌握英語也是不少院校提供的重點訓練項目。

有賴文化多元衝擊   

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而言,國際化一直是努力的目標。院長陳家強指出,學院一直專注地以國際化為目標,這種定位一向清晰,並且各方面都致力配合。但在他看來,英語教學雖然重要,卻並非大學是否國際化的首要標準:「國際化的大學教育有賴文化多元的衝擊,這是每個地方都需要的,就是歐美的大學,也要考慮怎樣做到國際化。香港人有國際觀,新聞觸覺很強,但文化有其單一性和本土性,很容易在生活上、社交圈子中重返自己的角落,只是需要時才出去走一走,平時思考的角度和觀念也並不『國際化』,當然,這也是很多地方都有的現象。」  

陳家強認為,國際化的大學教育成果,體現於學生能在思考時,習慣以不同文化的角度作切入點,理解別的文化的看法,知道別人的歷史、政制、商業環境。這亦有助學生,以至香港人在多元化的環境中工作暢順、表現出色。   

他又坦言,單一化的香港生活環境和趣味,使學院在創立初期已發現取錄的學生和學院的定位不同,因此他們展開交換生計劃,讓學生在外地生活、學習一個學期,擁有更多國際經驗。目前在七百人的本科生中,約有三百人受惠。   

至於如何營造多元文化環境,陳家強認為老師的背景很重要。他指出科大有一半教員都來自大中華區以外,還打趣道:「說起來,我才是少數呢!」他認為,大學國際化需要有其文化基礎,需要成為全校的共同信念,院校的領導層和教師有心貫徹這種理念,便能體現於教學和學生的生活配套中。   

陳家強又補充:「語言是很重要的工具,但真正重要的是文化觀念。這是很難教的,需要通過生活、團隊合作潛移默化,校園裏有不同國籍的人是其中一個好方法。」他指出,科大商學院三年級的本科課程中,部分課程有一半是外國同學,討論氣氛和效果很不錯,例如外地同學一般較勇於發表意見,能推動本地同學作積極的回應。

英語教學仍是主流   

為了保持國際化環境,陳家強一直很小心控制內地學生的比例,在研究院的課程尤其如此:「國際化不是內地化,內地是我們重要的市場和合作夥伴,但內地學生來港,也不希望只見到自己的同胞。」不過,儘管科大商學院在推行國際化方面,能夠配合全球化和商業環境的大氣候,陳家強仍然慨嘆香港對海外學生的吸引力尚未算很強:「我們很積極找海外的本科生,目前認為東南亞的成功機會大些。除了MBA不論,香港的學費仍較一些地區昂貴,國際環境的配套亦不夠完善。」他期望政府能制訂整體政策,稍為協助有國際性環境、土地供應足夠的大學建設更多海外學生需要的設建。   

不少人認為普通話的優勢愈來愈大,陳家強也同意:「交換生並不有意特別學習普通話,但在內地找工作的海外畢業生的確愈來愈多,長遠而言,科大商學院的確有需要提供普通話的教學條件。」   

陳家強猜想,將來有可能要求不懂普通話的學生修讀有關課程,以便畢業後找工作:「這也不是很新鮮的事,在歐洲國家,雙語要求很普遍。」但他認為,英語作為一種國際性的教學語言,很難被取代:「如果要做針對外國人的普通話教學,香港的條件比內地大學遜色。但目前在內地大學,比較能學到中國事務,但國際商學院的環境,仍然是香港能夠提供的優勢,所以英語教學仍是主流。沒有一種教學語言比英語更普遍,但附加多一種是可以的。」    

站在商業教育的立場,英語教學不待招收海外學生才變得重要。但在人文學科,國際化重要嗎?如果重要,應如何在教學、交流、研究各方面落實?這和國族化的學術使命有沒有矛盾?本版將於下周探討。

記者 李婉薇 大學國際化二之一

教育 P15 信報財經新聞 李婉薇 2005-03-01 加強英文能力 堅持雙語傳統    

什麼時候開始,教學語言成為大學國際化的重要指標?這也許要待高等教育專家的研究。但國際性是大學的基本精神,從大學理念誕生時就已經存在。   

「西方的大學傳統,一開始就包含了國際化概念。Universitas這個字,意謂所有學者與學生走在一起學習、研討,不只針對本土領域、不為單獨的文化服務。」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張燦輝說。

「大學」本身已包含國際化概念   

他解釋,大學最初只是傳授、發展知識和研究的地方,過去兩個世紀以來開始追求學習、教學和研究自由,不受政治、宗教力量干預。二戰之後,知識分子、哲學家反省大學的角色,認為不能只專注學術,還必須關心社會、政治、文化,例如德國哲學家雅思培(Karl Jasper)便持這種主張。發展至今日,大學既是研討理論、追求理想之地,亦為社會、為世界培養人才。張燦輝續說:「所以,大學的觀念一開始就是國際化的,知識沒有國境、邊界。好像唐君毅先生的思想,在蘇黎世和美國都有研究者,不只屬於中國。這當然和中國古代的經學傳統不一樣,但當大學制度進入中國文化,成為其中的一部分之後,仍然保留了國際化的元素。」   

張燦輝以中大哲學系的老師背景和學術活動為例,具體說明學系的國際性。該系的老師,留德的固然不少,另外也有來自法國、美國、加拿大和內地等。學術活動也甚為頻繁,範疇集中於儒學和現象學,例如去年底曾舉辦「香港中文大學的當代儒者-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國際會議」,今年五月將舉行小型會議,紀念沙特出生一百周年,十二月將與中大、港大建築系合辦現象學與建築的國際會議,亦將參與在秘魯舉行的第二屆國際現象學會議。   

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研究中心去年底亦出版學報《現象學與人文科學2004》。學報以漢語為媒介,張燦輝解釋:「這方面的中文學報比較少,同時,這份學報的對象並非抽離的英語學術界,而是要面向漢語世界。」   

他補充說,中心亦有以英文編輯專著,如另一本現象學論文集《Space, Time & Culture》便是一例。


雙語傳統 不可輕廢   

這方面的內容才是大學國際性的真材實料和真憑實據,但正如張燦輝說,最近有關「大學國際化」的討論均不在此列,主要是收生問題,與大學面向全球化的關係更密切。在這問題上,他強調中大的傳統和學科性質:「雙語、雙文化是中大獨特之處,不可放棄。我想,抹殺中大傳統是沒有人願意的;同時,若不開辦中國哲學課程,或者用英文教(中國哲學),兩者都不可能,這也很容易理解。」   

他續說:「用英語教學,不等於就是國際性的大學,這更不言自明。當學科涉及文化內容,不用那種最適當的語言教學,更會削弱學生的競爭力。」這其實不獨針對文學院,社會科學院中一些與文化、生活關係密切的學科,亦可作如是觀,像新聞系、社會工作學系等。   

張燦輝認為,中大英語教學的政策對哲學系影響不大,因為來求學的海外學生,都看準了中大哲學系在中國哲學和儒學的優勢,必然具備一定的中文根底。被問及取錄這類學生,會否因為沒有特別開設英語教學組別而受阻,他回答:「我們的條件是,如果這些外國學生能用漢語,為什不能取錄?來不來讀書是由學生自己決定的。」所以,他不認同哲學系拒收海外學生的說法,並且指出這方面的收生機制一直存在。  

當全球化大趨勢和大學根本使命混為一談時,隨科技、商業發展而被邊緣化的人文學科,卻較能在自己的陣地上保持清晰的思路。 英語具優勢 水平須提升   

當然,作為一種溝通語言,英語仍然有最大優勢。張燦輝憶述,2001年哲學系和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合辦的「現象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會,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他們不採用以往分班研討的方式,而全用英語,儘管以英語為母語的學者其實不多:「在這情況下,英語是溝通意念的工具,但在英國文學或中國哲學的教學上,語言卻不只是一種工具。」   

令張燦輝更擔心的,也許不是來勢洶洶的英語教學政策,而是英文水平普遍下降,這應歸咎於左搖右擺的教學語言政策。他說:「的確,我在中大讀本科時,超過大半同學以英文寫功課,現在一班五十人的同學中,能這樣做的可能不超過十人。面對這種情況,我們要想方法加強英文思想、寫作的能力。」   

但當然不能就此抹煞母語教學的重要性,將教學語言「全盤西化」:「英文作為語文和一教學語言並不相同。我們以前讀中學時,用英文讀中國歷史,有其歷史原因。目前尚有很多人認為不用英語教學,英文就不好,事實上並非如此。到了大學,我們的學生應有能力駕馭兩文三語,校方亦有責任確保他們有機會接觸(兩文三語)。」   

加強英文能力,堅持雙語傳統。張燦輝的立場,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比較清晰的方向,讓關心大學教學語言問題的人士一同思考。

大學國際化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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