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y CU 有關中大國際化討論

星期三, 2月 23, 2005

重英語非排斥民族性

大公評論A18
大公報
可嚴2005-02-23
指點香江

中文是中國學生必懂必精的語文,英語是提升學生及香港社會國際性的必需外語。在教學語言的改革之中未能認清香港文化個性的主要矛盾,一味英語獨大,那麼,所謂的改革,只是簡單地倒退到連殖民教育官員也忍不住批評的歧視中文時代。

近期,教統會諮詢文件提出英文中學與中文中學的「上落車」建議,中文大學師生則抗議校方擬將教學語言全盤英語化,於是香港社會對教學語言改革又掀起爭論。之前的爭論,是「九七」回歸後的「母語教學」。爭論帶出的原則問題是,中文在香港應如何定位?換言之,在一個中國人的社會,中文應否成為第一教學語言?英文與中文,何者為外語?

盲目追求標籤效應

這個問題的出現,本身就顯得有點不倫不類,以至語常會主席田北辰公開表示,「我自己都不明白,點解香港會弄成這樣子(獨尊英語)」。田北辰是英語族群中的精英人物,他講了真話,當年念英文中學,老師講什麼,其實聽得不明不白。他將子女都送到外國念書,得了英文,丟了中文。在香港,只有真正具有英文能力的人士,真正具有國際視野的人士,才有自信心於語言問題上持客觀立場。例如,劉遵義最近在「家書」中認同中大雙語教學的立場,明確提出「國際化不等於全盤英語化」的觀點。港大校長徐立之也對記者承認,港大一向以英文作為教學語言,但並非全部排斥粵語與普通話。

以田北辰及中大、港大兩位掌舵人在英語領域及國際化方面的權威而言,他們公開表達的觀點,對斬不斷理還亂的教學語言爭論來說,是積極而重要的客觀信息。因為,在這場爭論中,參與的各方都有本身的利益考慮。無他,英語有它的標籤效應,這種標籤效應附帶名利效益。

英語是當今世界最具國際性的語言,不說走出國門,就是在英語氣氛濃厚的香港,日常生活中不識英語,亦會對個人就業、人際溝通、信息擷取帶來不便。因此,英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曾經將英語教學「斬 草除根」的中國內地,英語熱潮方興未艾;曾經將英語作為第一語言的香港,更沒理由冷落英語。但是,目前中學教學語言改革,原則上是一個學術問題,因為香港的語文水平每況愈下,已經嚴重到不能任憑英語標籤效應危害下一代的程度。教學語言的爭論在香港早已有之,不過,在殖民時期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一九五零年十二月,當時的教育司羅威爾在拔萃書院發表演講時提出,英文中學的學生會考中文不及格,仍可畢業。此議是赤裸裸的英文沙文主義,馬上引來社會各界批評。至一九五二年,港英當局提出於香港大學之外,增設一所中文大學,當時香港教師會主席賈斯恩反對,認為中文不能充分傳授科學知識。殖民者對中文的排斥與歧視,是不必以「國際化」進行掩飾的。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當代史上維護中文運動,源起殖民政府培養精英的大學。一九六七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首次提出中文應與英文並列為官方語文。次年,中大學生召開座談會,響應號召。一九七零年,港大學生成立「中文運動工作委員會」,聯同中大學生掀起戰後首次大規模的中文正名運動。雖然當時學運免不了有內地「文革」思潮影響,但就維護民族文化而言,那場運動至今仍是學運中最有意義的典範運動。

警惕殖民主義幽靈

歷史是一面反思的鏡子,將今天中大師生於校園內發起的維護中文運動,與殖民時代兩校學生的中文正名運動聯繫起來,其間存在的必然聯繫揭示了一個共性:中文在香港的正名運動尚在延續。兩者之間的不同是,殖民時代對中文的歧視是公開的,是一文獨大的英文沙文主義;而現在的歧視是沒有殖民者的文化自我殖民,對中文的歧視與否定是以「國際化」藉口進行的。後殖民主義的諸多解釋之中,最簡單的釋義就是「殖民是以文化與經濟形式進行,而非武力佔領」。

劉遵義在「家書」中提出「國際化不等於全盤英語化」的觀點,正是「國際化」與「民族性」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係。「民族」是「國際」存在的前提,「民族語文」是「國際語文」的基礎。香港的大學無論國際化程度多高,它都必然具有「香港文化」個性。否則,香港大學與美國大學、英國大學沒有任何分別,只是等同美英大學的分校。那麼,這樣的大學在特區區旗下,在中國國旗下,還有可能比掛上英國國旗的年代更有特殊吸引力嗎?只要到北京各家著名高校走一圈,就會發現留學生樓都住滿了外國學生。想學中國文化的,往北京跑;想學英美文化的,自然往英美跑。那麼,扮演英美學府分校角色的香港高校,有什麼可以吸引學生呢?其實,它的特點應該是介於中西兩種高校文化中間的獨特橋樑,它的文化特色,或國際性特色,是西方文化加上中國文化的混血文化。

如果做一項調查,對稱得上成功的英語系華人進行量化統計,得出其中在母語環境下成長的百分比,那將是更有說服力的「母語」教學案例。布什政府的勞工部長趙小蘭,接受中央電視台專訪時,談到當年移民美國,英語聽不懂也說不了。多位獲諾貝爾獎的華裔學者,當年都是在母語環境下完成第一學位的。美國大校內有不少中國背景的學者,也都是在台灣或內地完成大學教育後,打下了民族語文基礎後,才融入英語世界的。這些人成了真正的雙語人才。

從追求教學效果的學術觀點來說,學習外語,能夠置身其中,耳濡目染,自然是最佳的途徑。更佳的途徑自然是襁褓時代就在外語環境中成長,牙牙學語之時就浸淫外語之中。但是,學外語到了那種程度,已是本末倒置,外語變成了母語,母語則變成了外語。那些被稱為「華人」的外國人,只有祖先血統是中國的,談到語言,母語已非中文。

國際化與香港特色

香港作為華人社會,作為中國人社會,強化外語教學的同時,必須認清中文與英文的主從關係。中文是中國學生必懂必精的語文,英語是提升學生及香港社會國際性的必需外語。早在一九八三年,港英政府委託的國際顧問團,檢查香港教育制度之後的建議是,小學、初中階段應採用母語教學。

在教學語言的改革之中未能認清香港文化個性的主要矛盾,一味英語獨大,那麼,所謂的改革,只是簡單地倒退到連殖民教育官員也忍不住批評的歧視中文時代。一九五八年,港府教育司高級教育官羅宗在仿林中學畢業禮致辭時,對學生中文水平低落表示關注。他談到某家學校學生考美術試時,中文試卷要求畫「鮮魚一尾」,有的學生於是畫出一個魚尾巴;要求畫「水牛一頭」,有的學生就畫出一個血淋淋的牛頭。當時中文報紙稱這種輕視中文的語文制度及思想為「買櫝還珠」、「數典忘宗」。

作者為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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