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y CU 有關中大國際化討論

星期一, 2月 07, 2005

「中大國際化討論會」詳細報導

「中大國際化討論會」詳細報導
梁寶山

在polyu教散課,有天遇到幾名學生做表演/示威,幾個同學仔,幾個在地上抄寫「大學之道」,另一個用廣東話頌讀。當教的都忘記了大學理想,學的竟然來個當頭捧喝。上周三下午帶了一課導修,是Clifford Geertz 在Local Knowledge的一篇。二十頁行文流暢淺白的英文讀本,大部份學生都讀不過五頁。我嘗試解析設計跟文化有什麼關係,我看到的是更多疑惑的眼神。下課後有三數名學生留下來談話,我感到大家都力不從心。一時話多了,趕回中大參加中大國際化討論會。同樣,坐滿潤昌當的是學生與校友,和少數敢站出來的老師。學生會請來了社會學系的陳建民、教育學院的蔡寶瓊;還有校友梁文道(崇哲)、現在浸大教社會學的陸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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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講者頭上均一額灰字。先發言的陳健民自道,自收到消息後,自己其實「無反應」。中大的所謂「國際化」計劃,其實早在六、七年前已經開始,先是以教職員研究報告論文,在英美學術期刊被刊登與引用率作為研究水平的指標;續而是從兩年前開始,要求研究院以英語授課。加上大學削資,能夠保得住學系與教藉已算幸運。自此早已培養出「唔敢做大學問,但係又唔想做小工匠」的心態;返學的唯一滿足是希望能與自己學生有塊自耕地。
香港學院要「國際化」,存在着條件上的兩難。特別是在地性強的社會科學─你拿香港的問題到英美期刊─真是關人隱事!而華文學術期刊至今仍未能做到統一的引錄統計,又難以之作評審標準。這是惡性循環─「西學」無法本土化、社科研究欠缺本土關懷、出版界缺乏相關普及性及教學讀物─現在就連高官也指責香港學院唔做政策研究!就這次校方推出的一籃子政策,陳健民只能提出三個問題:1. 校方的說法是雙語並行,但為什麼外國學生就不用懂中文?2.校方「國際」政策欠缺論証,例如如何改善學習環境(宿位因而要「架床疊屋」!);其他更有效的融和措施,為什麼不是要求所有學生組織諮詢須以雙語進行?現在的推銷,似乎是關心「國際排名」多於實質的融和。3.到底什麼人有興趣來港讀「中大」?如果沒有中國文化環境,為什麼要來港讀書?要讓海外生了解中國文化,為什麼不是着手開設Chinese Studies?他恐怕校方想的國際化,只是希望校園多幾個金髮學生!

梁文道開口,一貫的見招拆招─咩叫世界一流?咩係國際化?英語教學?三者恐怕未必等同!我們一般會應為加拿大夠國際,但實際情況是充滿港生!友人亦試過在澳洲用廣東話上導修,因為全班連tutor都是香港人!他指出,「大學」(University)本身其實已是包含「普遍性」的理念。大學的「國際化」,是學術領均的無邊際,而不以師生的族裔來表現。如果以世界排名來算,亞洲能夠長期保持榜上有名的是以日語作為教學語言的東京大學。所以「世界一流」,並不等同「英語授課」。何況中國的國際地位亦正上升!但最重要的還有語言的責任,前陣子北大也曾爭論過是否應以英語授課,最終的決定是「否」。他對新亞農團道時代校友香樹輝竟然提出讚成大表詑異。中文作為學術語言是一種使命─這是大學成立的目的:1.進行教育;2.開發新知識;3.服務社會(指的當然不是今日只以工商界為服務對象的大學理念!)而三者是相轉相乘的。中大以「中文名命」,是要使知識能走出學堂─現在連流行曲也講解構!生活話語應該是能與學術話語相通的,我們有責任令中文成為可以包容更多原來所無的概念。港英時期的政府對文化政治的操控不體現在教學語言上(文官制度與上層社會以英語作門檻,);相反,回歸之後政府的語言政策比港英政府更具抑壓性(陳慧琳說學好英語可以「多一份自信!」),是一個很荒謬的現象。

蔡寶瓊則從自己的成長與教學生涯開始。她一直是審書女,八十年代回港,當時香港學界因為人才流失而迅速擴充,人未返黎已有三份工等住佢。起初在嶺大教學,對着香港學生用英文─只因為自己所有筆己都是英文!入中大之後竟很有意識要用中文,逐漸覺得這才是能與生活、自身歷史對話的語言;而從前用英語就算探討的是本土問題,也如像是隔着一層透明玻璃─寫完之後可以與本土無溝通。兩年前被要求用英語或普通話教研究院課程,她寧可撰擇只得七成的普通話而捨她流暢的英語─至少,普通話比起英語隔膜少,亦沒有那種階級性。加上師生比例越來越大(一對百多),師生的距離感已越來越大。教室內的即席交流,比值學術來學英語重要!尤其是教性教育,她不想學生只能講penis penetration 而不講陽具插入,失去了切親感受。大學理念─好耐無講過─係1.穩固的文化扎根;2.訓練下一代的批判思考;3.對價值的執着與建構─而這通通都得要以本土語言進行。
更荒謬的是她近期做過有關現行中文中學政策的研究,其結果其實不是建立正面地建立中文認同與提高學術水平─每一道語言關卡,都是把尖子撥到(cream 咗去!)英文教育;而每當變成英語教學,學生的學術水平與思考能力就明顯下降。相反,中文中學學生術術水平高,卻因為不是英文中學而對欠缺自我認同。最終,教育只為了教英文,延續的是殖民地的買辦心態,而不是教人思考與關心社會。

陸德泉認為,問題的關鍵是點解要以英語認識自己的社會?要以英文作為爭取國際地位的手段,是學術中心對邊緣的殖民化。他80年代回港,也是適逢大學擴張,帶給所有人學術自主的盼望,並是一種有着中國視野的未來。可惜九十年代梁錦松的教改一到,加上大學高層把北美期刊與過氣美國華裔學者當神咁拜,引入虛浮的標準。回歸之後,更赤裸裸地把香港當成是國家的工具,其價值只在經濟實利,殖民意識變本加厲。國際主義應是cosmopolitanism ,本土如果未能豐富國際,那要你干啥?國際化應是在地的多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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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筆者感動的,開放討論時間第一個舉手發言的理科生,他提出反對─為什麼是全校要遷就那七個反對以英文授課的文學院學系?不應以那少數學科的特殊性要阻礙「國際化」。中大傳統不在於語言而在於其中國文化,文化不是語言。反對者是否過於井底之蛙?我感動的是這位在場獨排眾議的勇氣,雖然明顯是沒有聽懂我們講的語言政治─但我在想,如果能說明給這位理科生明白,比我們這些在自然自語地痛陳利害的老鬼重要!誰料第二個舉手的亦是理科生,他舉的例子是國內之所以要堅持使用自家別扭的化學術語,是出於對自己文化認同─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亦有國內學生提出,會上有校友熱淚盈框,亦有一年級同學陳詞情理兼備。這都是我在各院校教散科時所不會遇到的情形,我覺得只是為這這些師友,中文大學就是值得的!

離開中大已欠,不知道現在的校園文化與學生氣氛。我的隱憂是參看學生會的言論,當中不少非此即彼、對立化的傾向。例如容易令討論掉入狹隘的本土主義用詞與意氣;沒有倒過頭來考慮語言邊綠化校內弱勢社群的問題(例如不說廣東話便難以容內校園生活);整個討論有沒有主動要請國內留學生參與?大家都是中大一份子,宿位「三改四」、校巴爆滿、「入唔到大學」(只是增加5%之微)的矛頭不應指向「我們」的一份子!還有那條「反國際化」的映眼大題,這剛好正中校方用修辭的陷阱;另一方面亦是策略上的考慮 (你問十個校友包括我同十個家長,都無人會反對國際化)。

另一個際憂是,拿着兩份白紙黑字的文件比較(校長室在1月4 日以英文發給各學系主任的「Curriculum to prepare for a broader student mix」,與1月27日以中文發出的「校園多元化的課程配套」),前者寫得意氣風發,後者寫得畏首畏尾。大學行政跟政府的施政手法別無雨樣,你明刀明槍反抗,他就縮沙,然後話係誤會一場。等事件丟淡了,就行使行政手段,減資源撤人手秋後算帳!咁你話邊個會敢出聲?最關鍵的是,這些政策,又豈止是「配套」而已,影響最為深遠的是─當中文已不再是入學要求─雙語政策只是名存實亡!


如何壞事變好事?
正如我們可以將西九變成香港整體文化政策的檢討一樣,要把壞事變好,為什麼我們不能把討論轉向如何保持中大兩文三語傳統,一拼檢討語言政策?以良好的願望期待與海外師生民主共治,創發更多活力、擴闊「國際」的定義與範圍,便國際與本土接壤?校方以語言作等別,我們卻不要為此自行分化,傷害自家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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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又回poly上課,我問同學設計是為了什麼?有答,設計是為了方便人類生活─石點頭─我想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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