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y CU 有關中大國際化討論

星期六, 8月 09, 2003

北京大學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世紀 Version2.0D06
明報 .余微2003-08-06 至2003-08-09 [全文]

世紀.讀書.Education

編者按:北京大學教師體制改革方案,得到香港科技大學支持,卻引起各方連番激烈爭辯,此事影響深遠,涉及全國教育界精英的處境,余微特別撰文綜合分析各學者意見,由北京《讀書》雜誌及香港「世紀」版同時刊載,以饗讀者。

自今年5 月下旬以來,圍繞北京大學出台的《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在北大校內外都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北京大學校方本著民主討論的精神,匯總各種意見,目前已經修訂了最初的改革方案,公布了「第二次徵求意見稿」,校方並表示還可能再修訂而公布「第三次徵求意見稿」。而從爭論情來看,目前也基本形成了兩大爭論焦點,即第一,關於我國大學改革的法律根據以及改革方案的合理性等問題的爭論;第二,關於我國大學國際化的目標,以及華人大學理念與中國學術自主性等問題的爭論。

改革合理嗎?

北大改革方案「第一稿」的基本特點是:(1 )維持北大現有教授不受改革影響,均轉為終身聘任,但對現有副教授和講師則實行「擇優和分流」,並具體規定將有三分之一的講師和四分之一的副教授會被解聘;(2 )現有及今後聘用的講師和副教授將採取三年合同制,其中講師聘用最多兩個合同,期間升不到副教授將解聘;理工科副教授聘用最多三個合同,文科副教授聘用最多四個合同,期間升不到教授將解聘。(3 )今後「空缺教授崗位二分一以上對校外公開招聘,對外招聘名額不得用於內部晉升」;(4 )除少數學科外今後新聘教授應能用一門外文教學授課;(5 )原則上不直接從本院系應屆畢業生中招聘新教員。(6 )「院系學術委員會應有不少於三分一的成員由境外知名大學獲得終身教職的教授擔任。」這個方案公布後首先在校內引發極大爭議,《經濟觀察報》5 月 31 日以「北大震動:人事制度嘗試改革成休克療法」為題作了報道,《南方周末》(7 月 10 日)及其他報章、網站也多以「北大激進變革」為題刊發相關文章。擁護者認為這是打破既有大學體制弊端,加強競爭,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良策;而反對者則認為此方案以巿場競爭來取代中國學術自身的發展規律,是典型的休克式療法,尤其青年教師認為這個方案主要針對無權無勢的青年教師群體,是「挑軟柿子吃」。

爭議的第一個焦點:大學改革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6 月5 日《 21 世紀經濟報道》評論版發表甘陽(原北大畢業生、現任香港大學研究員)的長文,題為「大學改革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該文首先以英國議會 1988 年通過的「教育改革法案」為例來說明大學改革需要由國家先行立法的必要性。甘陽認為英國這個例子與我國目前的大學改革有很大相似性,因為英國這個「法案」的意圖就是以立法形式授權英國每一家大學當局以後都有權「以人員多餘為理由解聘任何一位大學教師」,但是,這個法案也同時規定,凡 1987 年 11 月 20 日以前被聘任的大學教師不受此法案影響,只有在此法定日期開始和以後聘任的教師可以沿用此法案解聘。

甘陽據此提出,中國同樣有必要制定頒布「大學改革法」,同樣有必要規定在某一時期以前已經聘任的大學教師不得解聘。「大學改革法」的目標第一是「保護我國大學教師的基本權利和尊嚴,以免大學當局在大學改革的過程中以改革為名任意侵犯大學教師的基本權益或傷害大學教師的人格尊嚴」,第二則是為大學改革提供法律根據,並負責解釋與其他相關法律如「勞動法」和「教師法」等的關係。甘陽隨後批評北大方案從頭到尾沒有提「保障學術自由」的問題,認為這表明北大主事者沒有理解,美國等西方大學長期採用的「終身聘任制」其根據在於保障學術自由,而不是巿場競爭。

他具體比較了美國體制、英國體制以及目前北大改革體制的不同,認為按北大目前的方案,則終身聘任的級別應該定在副教授,而不是教授。在他看來北大方案缺乏內在理據,「既沒有認真參考簡明合理的美國體制,也沒有參考通情達理的英國體制」,而主要是模仿了香港科技大學的一些做法。但香港科技大學恰恰最不適合北大,「首先,香港科大是沒有歷史的全新大學( 1991 年 10 月開始招生),這樣全新的大學不存在以前聘用的教師們怎麼辦的問題;其次,香港科技大學開辦時財力極其雄厚(香港立法會批准的預算是 35 億港幣);最後,香港科技大學主要是科技大學,沒有文科本科。這與北京大學這樣以文科著名而又歷史悠久的老大學是完全不同的。」文章的結論因此認為北大目前的改革方案基本是不成熟的。

尋找社會支持

面對校內外的各種批評建議,北大校方於6 月 16 日形成「第二次徵求意見稿」,並委託北大改革方案起草人、經濟學家張維迎寫了三萬多字的說明,在北大校園網上發表。與「第一稿」相比,「第二稿」明顯作了相當大的修正和讓步。該稿首先保證北大改革「將以《教育法》和《高教法》為基礎」。第二稿的關鍵改動,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1 )取消了「將有三分之一的講師和四分之一的副教授會被流動」這一硬性解聘比例;(2 )增加「在本校工作已滿 25 年或者在本校連續工作滿 10 年且年齡據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已不足 10 年的人,即使不能晉升為正教授,也可以在北大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齡」的規定;(3 )準備給予部分副教授終身職務;(4 )取消「空缺教授崗位二分一以上對校外公開招聘,對外招聘名額不得用於內部晉升」的限定;(5 )取消「新聘教授應能用一門外文教學授課」的規定;(6 )取消「院系學術委員會應有不少於三分一的成員由境外知名大學獲得終身教職的教授擔任」的規定,改為「學校鼓勵有條件的院系聘請校外知名大學和科研機構獲得終 身教職的教授擔任學術委員會委員」。

與此同時,北大校方開始在報刊上積極宣傳北大的改革,以爭取社會的支持。6 月 19 日,張維迎接受《 21 世紀經濟報道》的採訪,強調北京大學的目標是建設成世界一流大學,而目前改革方案是為這個目標建立一個好的師資聘任和晉升的體制基礎。6 月 23 日,北大校長許智宏接受《 21 世紀經濟報道》的採訪,強調「我們不能滿足現狀,我們必須改革,但我們要形成共識,穩中求進」,並認為「休克療法」是沒有生命力的。同日,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專門約見《人民日報》、新華社的記者,介紹北大本次改革的意義,呼籲社會支持。

什麼是一流大學?

爭議的第二個焦點:國際視野、華人大學理念與中國學術自主性

北大改革方案在社會上得到的最熱情支持首先來自香港科技大學。6 月 19 日《 21 世紀經濟報道》以顯著版面發表了對孔憲鐸(原香港科大副校長)、丁邦新(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等多人的訪談。這些香港學者的關注重點比較明顯地集中在北大如何對外開放以大量聘任海外華人學者,並在學術評審標准上注重海外華人學者評審意見,從而與國際接軌,認為這樣北大才能成為「中國內地大學向世界一流水平邁進的領頭羊」。丁學良直率地認為,「中國內地大學教師的普遍水平,低到了令人要坐不住的地步!」丁邦新因此認為,如果「全世界的華人學者都可以來競爭北大的教職,那將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是一個劃時代的貢獻」,孔憲鐸則認為,「只有醬缸精神才害怕外面來了人與他競爭」。與此相應,這些學者都特別強調了海外評審的重要性,丁學良認為「這次北大方案最薄弱的環節就是外部評審的成分太少」,丁邦新則強調海外華人學者完全有資格「給內地大學的教師晉升作評審」。訪談標題因此分別是:「華人學者競聘北大教職將是一個劃時代進步」,以及「北京大學的頂級定位:國際比較的視野」,多少給人一種感覺,似乎北大改革的方向就是要依靠海外華人學者去與國際接軌。

但這一單純強調與國際接軌、忽視中國大學自主發展的傾向,很快受到較大的反彈。7 月3 號《 21 世紀經濟報道》發表甘陽的「華人大學理念與北大改革」,7 月7 號《 21 世紀經濟報道》發表社評文章「北大改革引仿效,『摘桃』更要勤『種桃』」,隨後《書城》7 月號發表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的「大學三問」和另一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的「學校不是養雞場」,7 月 14 號《三聯生活周刊》以「北大改革」為封面主題發表陳平原的「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和該周刊主筆舒可文的文章,《書城》8 月號發表李猛(曾獲北大十大傑出教師稱號、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就讀博士)的三萬字長文「如何改革大學?」等,都質疑單純國際接軌的道路,而強調大學的發展應植根於本土。

舒可文引用曾任哈佛大學校長 40 年之久的艾略特的話:「美國的大學在成立之初就決不是外國體制的翻版,它是在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自然緩慢地成長起來,並體現著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各階層所共有的目標和雄心。」這些文章因此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到底什麼是一流大學?怎樣來判斷與保護一所偉大大學的個性、歷史和它的精神?在一切以巿場競爭為前導的今天,大學的精神能不能不進入巿場?又怎樣不進入巿場?

「摘桃」而非「種桃」的改革方案 

甘陽的〈華人大學理念與北大改革〉認為,中國的大學改革正出現一種危險的傾向,這就是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下,實際卻恰恰可能把中國的大學變成注定只能成為三流的大學。其原因在於目前對所謂「世界一流大學」的理解相當似是而非,因此改革方案的設計往往從一開始就犯了方向性的錯誤。例如這次北大改革的基本指導思想其實是認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前提是教師應該多數為美國博士,這樣才能確保多數教師都用英文寫作論文到英美期刊發表。因此這次北大改革其實只有一個目標,這就是如何盡快把北大現有教師換成多數都是美國博士。但這種指導思想卻忽視了,按此方向改革,北大恰恰注定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而只能永遠成為「北京留美預備大學」。因為這種改革方向實際將造成一代又一代的「留美近親繁殖」,它將使北大的本科生認為,只有外國大學的博士學位才是值錢的,而讀北大博士則是絕對沒有前途的,是低人一等的。其結果是,北京大學自己培養的博士今後會愈來愈貶值,愈來愈不值錢。甘陽指出,「如果某大學僅僅能聘請別家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卻永遠在自家大學裏培養不出同等甚至更好的相應人才,那麼這家大學就永遠是三流大學,它的所有投資都是失敗的,因為它只有投入,沒有產出,或者是高投入低產出。」 

甘陽由此明確提出,「中國大學改革的總體目標是要盡快結束中國的留學運動,以中國自己培養的博士構成中國高等教育的主體,而不是要把中國的大學教師都換成留學外國的博士」,因為從「華人大學的理念」出發,中國大學的根本使命是「是要加強中國人在思想、學術、文化、教育的獨立自主,而絕不是要使華人大學成為西方大學的附庸藩屬」。他尤其指出,國內大學改革要防止把香港高等教育的弊端當作模仿的經驗,因為事實上香港高教界包括丁邦新在內早就對香港高等教育的弊端有清醒的反省。例如丁邦新2000年在香港發表的〈香港高等教育何去何從〉就非常明確地提出,華人大學要堅持學術獨立自主,必須解決最關鍵的三個體制性問題,即第一,「建立以中文期刊為主的評鑒標準」﹔第二,要明確「寫人文社會科學的論文用中文是天經地義的事」﹔ 第三,在學術成果評鑒方面,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動輒就請外國專家來評鑒。

甘陽因此在結論中強調,北大改革應該重於提升北大自己培養的博士的水準,減少對國外博士的需求。因此北大在今後的聘任制度上,應該有三條原則﹕第一,主要面向國內博士﹔第二,在聘任國外博士時,主要聘用那些專門研究西學的人,因為中國需要大規模地研究西方﹔第三,一般情不聘用那些作中國研究的國外博士,除非已經證明其人在中國研究領域是「領頭學者」,要避免使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淪喪為「西方的中國研究」的一個附庸分部。 緊接,《21世紀經濟報道》7月7日的社評文章以「摘桃」而非「種桃」來形容北大改革方案,並認為這方案恐怕很難達到目的。因為目前海外華裔學者研究水平處於世界前沿者仍在少數,如果只是吸引更多國外名校畢業的華人博士,又無實力引入大批一流非華裔學者,那麼研究水平的躍升仍然是有限的。在投入要求很高的工科領域,難度就更大。該文認為,如果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獲得通過,將有更多重點大學跟進仿效,這對中國高等教育整體將造成什麼結果值得認真衡量。

寧建立,不嫁接 

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目的是企圖通過改變教師組成來改變學校排名﹔改革方案針對的是副教授和講師,而不是獲得終身教職的教授。由於不同大學爭相聘請的更多是已經成名的教授,而不是講師或副教授,學校原有的副教授或講師便極少能晉升正教授。改革方案沒有提供一套有效的中國學術評價機制來決定國內學者如何晉升教授,反而把國內學術直接嫁接到西方學術評價體制,試圖主要從海外學術巿場挑選人才。如按此方案改革,北大最有可能的一個前景是成為一個冒牌的二三流美國大學(或留美預備學校)。該文因此認為,在中國現有的情下,與其一味跟人家比闊「摘桃」,不如兼顧競爭性評價與培養(「種桃」)兩個方面,充分利用自己現有的學術吸引力,讓年青學者安心學術,冀日有成。這將是成本更低、也更尊重學術邏輯的發展路徑。與此相應,高校人事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應該是如何去建立而非嫁接一套獨立、透明的學術評價機制,更好地甄別人才,營建更好的學術環境,這樣才能既培育自身的學術隊伍,推動國內大學間的人才流動,又利用這種經濟條件之外的優勢來吸引海外真正關心中國學術的學者。 

陳平原的〈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一文,直接反駁了丁學良所說的中國內地學者在國際交流中不受歡迎的說法。陳平原認為,所謂的「交流」不能理解為「合一」。由於中國大陸學者與西方和香港學者的學術旨趣可能有根本差異,所以不應該片面指責中國學者,而是應該追問西方學界的成見和基本學術前提,這種問題不可能靠單純地「國際接軌」來解決。他認為目前在中國相當普遍的一種誤解,就是將國際視野等同於外語能力或外國人著述,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這種趨勢將有增無減。因此今日談論大學改革者,缺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在全球化潮流之中仍然保持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理解和尊重。陳平原的「大學三問」一文特別提出「人文有無用處﹖管理是否萬能﹖榜樣如何獲得﹖」這樣三個問題,指出中國大學改革並沒有現成的制度可以照搬,對於歐美大學制度必須經過一番創造性轉化,方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大學改革問題上,最重要的,還是「大學理念」問題。 

李零的〈學校不是養雞場〉一文更指出,現在高校中的事情絕不只是高校本身的問題,許多前提性的問題都值得懷疑。「比如,我們的老闆,什麼都拿外國說事,什麼都拿改革說事,這正是最最值得討論的地方。如果我們真的想把學校搞好,就要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李零提出幾條建議﹕第一,學校改革,首先應該改革的就是學校領導本身,包括他們的辦事機構,包括他們的辦事方法。第二,學校的領導應深入實際,一切從學校的教學實際和科研實際出發,不是教學研究為金錢服務,而是金錢為教學研究服務,不是大家為學校的政勣服務,而是學校為大家的工作服務,整個關係應顛倒過來。第三,外國的東西有好有壞。我們不應一切照搬外國,特別是經變態心理放大,模仿連外國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外國,或把連外國教授也深惡痛絕然而又無可奈何的事當我們的樣板。第四,學校是廣大師生的學校,不是少數人的私產,它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應聽取廣大師生的意見,特別是像裁人這樣敏感的問題,任何方案的出台都要有民主程序和合法性。校方動手裁人,要有法律依據。 第五,改革不能目中無人,人不是數字,不是金錢定購的物品,不能輕言犧牲,哪怕是為了長遠利益。我們不能說,為了國際就該犧牲中國,為了理科就該犧牲文科。 第六,改革要有具體內容,不是為了機構而機構,為了數字而數字,什麼成績都有,就是沒有學問,光點鈔票了。


向下流動的危險 

李猛的長文〈如何改革大學﹖——對北京大學人事改革方案邏輯的幾點研究〉,詳細分析北大改革方案以及張維迎有關改革方案的說明。文章分為8個部分﹕1、改革與建議﹔2、改革的依據﹕企業的邏輯與大學的邏輯﹔3、改革的依據﹕向哈佛大學學習﹔4、為什麼要「末尾淘汰」﹖﹔5、未來的教授從哪裏來﹖﹔6、北大能否靠「接軌」成為「一流大學」﹖﹔7、什麼是「世界一流」﹖﹔8、學術自主與中國學術的未來。文章首先歡迎北大此次改革所發揚的民主討論精神,並認為北大改革應該充分耐心地吸取各方面的合理建議。據李猛的分析,目前北大改革方案雖然表面上強調區分企業邏輯和大學邏輯的不同,但最後卻簡單地把北大的問題理解為國有企業的低效率,放棄了尋找真正符合學術本身規律的努力。改革草案所涉及的競爭和流動機制,其實都是依賴於國際、嫁接在國際,尤其是美國已有的評價體制上。但正因為改革方案只是追求表面上和發達國家的體制相似,卻缺乏各種真正有效的學術機制,因此整個體制的運轉仍將主要依靠舊的邏輯。「在這種依照舊邏輯運作的『新體制』中,每個新加入的體制都會帶來更多的問題,結果就需要設計更複雜的體制來解決,而更複雜的體制,由於還是依靠舊的邏輯運作,結果只會帶來愈來愈多的討價還價、幕後活動和非學術競爭,這樣,更激烈的競爭將更快地淘汰那些願意遵循學術自身邏輯進行研究的教師。」它們只能表明,北大付出巨大代價得到的只不過是舊體制變本加厲的回歸罷了。而且這種舊體制的翻版,由於「競爭」環境更惡劣,連舊體制相對較寬鬆的環境這一優點都喪失了。其結果「不過是提高了舊的運作機制中競爭的風險,但卻根本沒有辦法創造新的機制。」李猛同樣認為,目前的改革方案只能使人們看到,只要「被美國學術界接納,也就自然會有機會將來在北大成為教授,找到『長期職位』。如果這樣,那麼我們看不出來,一個學生為什麼還要冒向下流動的危險在北大讀學位。而且,由於缺乏海外讀學位的經驗,這些學生在未來採取的海外評審等方面也會普遍處於劣勢,他們會自然在高級職位的激烈競爭過程中被淘汰出局。這樣看來,按照北大自己的標準,大概北大永遠也無法成為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不過是美國一流大學的預科班罷了。」在李猛看來,這次改革方案充滿了經濟的邏輯,也不乏對改革涉及的各方利益的政治考慮,但似乎唯一缺乏的是對真正學術規律的尊重,對真正促進中國學術發展的學術邏輯的思考。而一個根本不尊重中國學術發展邏輯的改革方案,一個將全部希望寄托在嫁接美國體制的改革方案,一個用巿場競爭代替學術成長的改革方案,是否真正尊重了國際的學術規則呢﹖ 

目前,有關北大改革方案的討論仍在繼續。孫立平(曾任教北大,現為清華大學教授)在7月1號的《經濟觀察報》提出改革的合理順序問題,認為「從順序的角度說,首要的問題是解決大學的官本位問題,然後是以此為基礎建立一種公正而有效的學術評價機制,這時才輪到有關職稱晉升和淘汰的人事制度的改革,或者說是競爭機制的建立。」如果不先解決前面兩個問題,即使一種從原則上看起來很好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在實行的時候也可能會走樣變形,甚至從根本上失去這個方案所奉行的基本精神和原則。北大改革究竟如何具體實施,人們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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